作者：蒋柳凝
《卢克明的偷偷一笑》余华 新星出版社 2025.12（图片源于豆瓣）
自《卢克明的偷偷一笑》（下文简称《卢克明》）发表以来，不少读者表示，他们难以按照余华期待的那样“从头笑到尾”，“即使有眼泪，也是笑出来的眼泪”。我们为何对卢克明的“偷偷一笑”难以感同身受呢？或许是余华揭露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令人不安的真相，又或许是余华这一次的喜剧写作本身存在问题。
从《活着》到《第七天》《文城》，余华的小说一贯以“悲情传统”“苦难叙事”著称，但《卢克明》则打破了这种叙事惯性，转而以夸张、戏谑的喜剧笔触讲述了一个“混蛋”的情场往事与商海沉浮。这体现了余华对喜剧艺术的创新追求，但也暴露了他对欲望喜剧的误解。
《卢克明的偷偷一笑》是余华“混蛋列传”系列的开篇。小说的主人公卢克明是一个纵情声色、油滑狡黠、攀权附势、冷酷算计，又不乏一些人情味的家装公司老板。这个人物虽令人反感，却无法让人厌恶得彻底。他是如此成功且自洽，非但没有在欲望中走向虚妄，反倒因对欲望的追逐与放纵而过上了美满的人生。卢克明这个角色很容易令人联想到《兄弟》中的李光头，他们的身上都深深烙印着市场经济时代蓬勃的物质欲与精神欲（主要体现为色欲）。比如《兄弟》中写李光头举办“处美人大赛”，满足自己的窥私欲，大行敛财之实，最终却在膨胀的欲望中陷入虚无。在欲望的“满足——幻灭”这一自反性结构中，小说的批判性得以实现：在欲望的虚无本质上映照出人类存在本身的荒诞。反观《卢克明》，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作家对欲望的本质性解构。“卢克明”式的混蛋们以超出善良、有原则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方式快活地存在。小说的批判力度似乎大大被减弱了。
《活着》余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.7（图片源于豆瓣）
喜剧的结局往往决定着喜剧的调性，为何要给卢克明安排这样的结局？按照余华的说法，如果给卢克明一个悲惨的结局，既轻易又廉价，反而是“软着陆”的结果才真正具有批判性。这种与90年代新写实相似的“原生态”写法，旨在真实呈现生活中存在的那类无视道德与秩序的“混蛋”，以及孕育这类人的社会历史语境，并且借由世界本质的无序与荒诞，揭示道德叙事遮蔽下某些令人不安的真相。
为了达到理想的叙事效果，余华进行了一次不同于以往的大胆实验：在保留过去那种粗糙、直白且毫无克制的个人风格外，隐去了叙事者所有的技法，进而形成了一种去除深度模式、取消小说意义表达的后现代叙事。当叙事者以零度、先验的姿态隐匿，赤裸还原欲望社会，那些莫名的结局、零碎的情节与扁平的人物，反而取代了本该精心营构的喜剧结构，以及对欲望的哲学性演绎。由此可见，余华对欲望喜剧的误读，根源在于他对喜剧这一文体存在认知偏差。他误以为，借助一种取消小说意义深度的后现代式的叙事，就能更好地展现欲望喜剧的讽刺性与荒诞性。一旦选择了这种反常规的叙事，无疑便忽略了喜剧的本质——“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”，导致这部小说必然缺乏欲望喜剧该有的价值判断，以及社会批判的力度与深度。
《第七天》余华 新星出版社 2018.8（图片源于豆瓣）
不得不承认，余华的叙事经验正在逐渐凸显出其局限性。自《兄弟》以来，余华似乎很难准确地把握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叙事姿态。例如，他的写作多半由现实题材出发，试图借助新闻有效深入现实，却总是无法在小说的艺术质感与新闻的纪实属性之间寻得平衡。在小说中植入新闻，理论上是为了让文学文本成为现实问题的载体，履行文学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深探的职能。《第七天》中对新闻“串烧式”的罗列曾遭人诟病，其以牺牲小说艺术性为代价，借大量新闻推动情节发展，粗暴且直观地连接了现实与虚构，在直面种种悲情与苦难的过程中给人以强烈冲击。《卢克明》则借新闻标题内在的戏剧性与小说情节的前后反转，瓦解了新闻的严肃性及其意义。如“嫖娼者自己报警，警方端掉色情窝点”的新闻，在小说里变成网红博取流量的营销密码，被塑造成新媒体时代娱乐化、刻奇化产物的存在，这再度实现了“去除深度模式”的叙述，无疑又陷入了“主题先行”、新闻移植目的性过强的窠臼之中。
余华的实验还体现在对话语的革新，正试图挣脱那种以文学性、艺术性为内部架构的“纯文学”话语。话语的反叛突出体现在人物有关性话语、政治话语的对白中。小说中，许多严肃表达已经完全脱离原有涵义，被肆意曲解为性话语。性话语已不像在《兄弟》中那样作为次要元素出现，一跃成为小说主要的话语模式。当叙事者隐退幕后，卢克明式的“混蛋”们在文学话语的失范中，以肆无忌惮且带有强烈性暗示的语言占据了文本的叙事空间，令小说的叙述显得粗糙、裸露而略显低俗，给人带来一种浅表性的、深度受限的阅读体验。尽管这是“卢克明”的幽默，而非余华的幽默，但作家也难辞其咎。
《兄弟》余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.7（图片源于豆瓣）
《卢克明》展现了余华对喜剧艺术的创新性追求，这一点值得肯定。但作家对固有的语言系统及意义模式的大胆反叛与刻意混淆，在带来轻松的喜剧效果的同时，也引发了文本内容趋于单一、意义流于平面的焦虑。从《兄弟》到《卢克明》，余华在艺术呈现上的某些不足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当下普遍的文学症候：作家试图有效介入现实，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；作家试图在形式策略上有所创新，却又难以抵御叙事惯性。所以，《卢克明》便只能呈现出这样的效果，令人有所期待，却难以使人满意。
（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系博士研究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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